例如，2019年11月12日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2人经专家会诊，被诊断为肺鼠疫确诊病例。

[47] 此外，法院面对裁判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完全可以通过制度创新来加以解决，通过采取正式的或者非正式的方式来合理区分裁判过程中的法官和其他裁决人员的工作任务，并向外部专业人员寻求帮助。后者则意味着通过赋予个人在健康权益受到侵犯或者无法满足时请求国家予以救济，提供基于司法平等的保护。

通过立法等手段为人民健康设置制度上的权利，就意味着必须为其提供制度性的救济。[62]Roscoe Pound, The Formative Era of American Law,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38， p.45. [63]José M. Zuniga, Stephen P. Marks, and Lawrence O. Gostin eds.， Advancing the Human Right to Heal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28. [64]例如，阿根廷最高法院推翻了一项要求一名玻利维亚籍完全残疾的女孩必须在该国居住满20年后，才能获得法律所规定的残疾人养恤金。当然，司法也存在其固有的缺陷，比如诉讼的费用、时间成本和受案门槛太高等，导致社会权诉讼尤其是健康权诉讼最终只有中产阶级受益，[72]进而导致穷人进一步被边缘化。五、代结语：社会权司法化证成的中国前瞻 经由对西方传统人权理论的观点梳理和对诸多新兴国家社会权司法裁判实践的经验描述，并将叙事和论证的节奏在规范逻辑与经验事实之间流连忘返，从而对通过司法实施社会权这一命题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作了初步而系统的论述，澄清了社会权司法化在理论上的可能和实践上的必要。为了讨论的聚焦，这里将主要以健康权诉讼为经验考察的对象。

这里主要从直接作用于诉讼主体的救济效能和间接作用于其他普通民众（诉讼当事人之外的主体）的政策影响两个方面展开论述。就社会权利尤其是健康权的起源和发展规律而言，存在一个所谓的先国际后国内[70]的进程，即健康权等社会权利一般都起源于国际人权公约的规定，然后通过国内宪法和法律化的过程完成国内化。林鸿潮，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

在中国重大突发事件的应对中，集中力量办大事是非常重要的制度优势，为了发动这种举国体制而进行的政治动员长期发挥着重要作用。[48]参见江必新：《紧急状态与行政法治》，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2期，第10-16页。再次，非常规突发事件巨大的不确定性决定了人们很难为其预设应对方案。（二）一个组织社会学的解释视角 在重大突发事件中，政治动员之所以有助于提升应急效率，是因为其促进了应急行动所必需的组织适应。

[7][美]詹姆斯·R.汤森、[美]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顾速、董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16页。[16] 第四，以快速的奖惩鞭策、激励干部队伍。

[53]参见丁轶：《反科层制治理：国家治理的中国经验》，载《学术界》2016年第11期，第38页。当宏大的目标设定、紧迫的时间要求、强大的使命驱动组合到一起，地方政府获得了远超平时的自主空间，可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从法律的性质来看，突发事件应对领域的法律属于政治性较强的法律，适合写入党的领导。[32]按部就班的执行性活动创造不了太大的绩效竞争空间，这种程度的竞争对下级提升绩效的驱动有限。

[68]参见同前注[35]，贺东航、孔繁斌文，第22页。换言之，在法律所预设的由政府主导的应急行动中，这是一种外置的制度设计。既然如此，为什么在疫情发生之后，法律所预设的这些应急机制并没有迅速自主启动，公共部门也没有自动扮演起法律所赋予的各种角色呢？恰恰是在政治动员的强大作用下，整个公共卫生应急体系才迅速运转起来，各种法定的疫情防控措施才得以高效实施。进入专题： 重大突发事件 政治动员 制度优势 应急法治 。

[2]抗疫斗争伟大实践再次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显著优势，是抵御风险挑战、提高国家治理效能的根本保证。这种惯性有时候会强大到连其发动者也难以立即扭转的地步，在高层对事态形成了新决策的时候，要扭转原来的方向也需要付出巨大努力，甚至需要形成更大的新政治势能。

前置的安排主要体现在常态/非常态社会秩序的切换上。[69]孟涛：《紧急权力法及其理论的演变》，载《法学研究》2012年第1期，第124页。

[8]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71页。[82]越是重大的突发事件，党的领导作用就越突出，中国公共应急体制的最大优势就在于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能够在党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整合党、政、军及社会各界力量，共同应对突发性事件。[70]同前注[17]，刘圣中文，第42页。[17]参见刘圣中：《政党整合下的官僚制行政——当代中国公共行政的组织行为分析》，载《公共管理学报》2005年第2期，第43页。措施相对宽松的地方反而会显得另类而承受压力，有一部分最后也将被迫趋同。这是我国的制度优势，也是新冠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的重要原因之一。

换言之，常规的科层治理将政治问题转换为行政问题，继而以法治原则框定其行为边界。[48]在我国，自2003年非典以来逐步成型的应急法律体系对行政紧急权的行使，从条件、主体、范围、程度、程序等诸方面都设计了控制方案，并提供了问责追责和权利救济的制度与之配套。

[17]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领导、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的通知》提出：要在疫情防控第一线考察、识别、评价、使用干部，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在疫情防控斗争中的实际表现作为考察其政治素质、宗旨意识、全局观念、驾驭能力、担当精神的重要内容。问题在于，在政治动员驱动的重大突发事件应对行动中，政治动员在提升应急效率的同时可能使应急行政遁入政治，使法律预设的控权框架落空。

[89]在新冠抗疫斗争所推动的制度革新中，如何既使政治动员驱动应急行动的经验更加巩固，又使法治在非常情况下平衡公私权的功能得以维系，使重大突发事件应对中应急和法治的目标兼得，是其中一个有挑战性的问题。[47]在应急领域，围绕控制紧急权的目标已经诞生了大量的法律制度。

总的来看，现行法在有限范围内对重大突发事件应对中的政治动员有所涉及。2019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制定和修改有关法律法规要明确规定党领导相关工作的法律地位。[38]参见唐皇凤：《常态社会与运动式治理——中国社会治安治理中的严打政策研究》，载《开放时代》2007年第3期，第126页。[80]参见欧爱民、向嘉晨：《党的领导入法原则及其标准》，载《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20年第3期，第9页。

[62]尽管社会动员也会带来一些组织改变，但在法律层面，主要还是把它作为一种应急资源汲取和应急能力扩展的方式来看待。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全部工作要靠党的坚强组织体系去实现。

[69]而在这一过程中，应急决策、应急措施和政治动员紧密结合，并出现了应急行政政治化的趋势。应该说，党的领导入法是中国共产党完整把握依法执政规律的必然结果。

尽管这样的规定在政治动员背景下经常被突破，但作为一项原则仍应予以申明。而且，很多国家的领导人会在宣布紧急状态的同时发表演讲，以表达政治决心和动员社会资源。

但是，在这样的政治势能形成之后，地方上可能顺势而为，将政治色彩注入每个末梢性的行政决定当中，把每一个具体行政目标都解释为政治目标。早在2020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通过了专门的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立法修法工作计划，涉及法律30部。[34]参见同前注[28]，周雪光书，第74页。但是，政治动员之下疾风骤雨式的应急行动是否过于激烈，以至于可能窒息私权？进一步的追问则是，依法而治的应急治理方式在政治动员背景下能否维持？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劲的时候，越要坚持依法防控的目标会不会成为镜花水月？为此，需要对应急情景下政治动员和法治的关系加以探究。

王远：《习近平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载《人民日报》2020年1月29日，第1版。如果不首先将党的领导原则导入这些法律——也就是将党这个危机应对中最重要的在场者导入法律，我们希望在法律上触及政治动员，就缺少一个接口。

其次，这是中国首次在重大突发事件的冲击下启动大规模的法律制修订工作。与此同时，借助强大的互联网，各地在疫情防控中的每一点政策创新及其优劣得失都会在第一时间被广泛传播，地方政府展现其创新绩效的范围大大拓宽。

原因在于，重大突发事件应对中的政治动员都是以党的名义，通过党的系统来实施的。[19]新冠疫情防控中政治动员的力度之大、范围之广、方式之齐全、见效之迅速，达到了空前程度。